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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關系

 論文欄目:語言哲學論文     更新時間:2019/6/18 9:06:20   

摘要:在英語全球化的浪潮下,人類社會的語言多樣性遭遇危機,很多語言面臨消失。這一特征和生態多樣性的消失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本文嘗試運用生態語言學視野來分析語言多樣性危機,并探討語言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關系。隨著本土語言的消失,一些土著團體內嵌于其語言中的知識也隨之消失,而這與他們所處地區的生態破壞以本土社會所遭遇的文化侵略都有密切的關系。而人類社會為了自身的福祉,應該盡可能地保存生態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語言多樣性;生態多樣性;全球化

一、引言

關于生態和語言的關系的討論由來已久,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宇宙自然和人之間的和諧,可視為樸素的生態觀念表達。在19世紀的歐洲,在進化論影響下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也普遍把語言看成一種生命。學界一般把豪根關于生態和語言的論文(Haugen2001)看成是生態語言學研究的源頭。豪根的看法基本上是隱喻性的,他認為語言和言語社團的關系可以與語言與環境的關系相比擬,同時豪根也認為研究的目標之一是要調查、記錄及拯救地球上瀕危的語言,努力保持語言的多樣性。研究的內容包括語言狀況調查、語言生長、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等。(參見黃國文、趙蕊華2017)生態對于語言不僅僅是一種隱喻,事實上,人類的語言交際和行為模式本來就和生態系統有著物質上的關聯。比如,人們通常把經濟發展看成是進步,因此需要各種措施刺激經濟生產,同時也刺激消費,但這種增長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于生態卻是破壞性的。因此,通過語篇分析對人們的話語和行為進行反思,以促進社會和生態的平衡發展也是生態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這也是韓禮德的觀點(Halliday2001)。一般學界把豪根和韓禮德兩篇論文當成是生態語言學發展中標志性事件,也奠定了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基礎。Fill(2001)曾提出,生態語言學的研究有兩種模式,豪根模式和韓禮德模式,學界也普遍接受他的觀點。另外,根據LeVesseur(2015)的補充,生態語言學的研究模式還應該包括以Nettle&Romaine為代表的“生物-語言多樣性”研究。本文以此為切入點,嘗試性地討論語言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互動關系。

二、語言多樣性危機

人類的語言起源于何時,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論斷,但最早的智人,或者說新石器時代的人,肯定是具有語言交流能力的。從協同狩獵,建立祭祀場所,再到定居,農牧業興起等,這些社會行為是在語言的幫助下才能有的。智人在漫長的遷徙中也把語言帶到了世界各處,各種豐富的語言也在這過程中分化形成了。人類一共有多少種語言呢?根據不同的估算方法,結論也有所不同。語言數量的統計并不是一件容易達到共識的事。因為語言的定義本就松散,另外方言和語言之間存在模糊的界限,語種的定義還受到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據說農業時代以前全球約有20000種語言,此外根據Chafe的調查,學界對美洲印第安語言總數的估計也有400-2500種的差異(參見周流溪2019)。不過,爭論語言的數量究竟是6000還是20000,意義并不大,廣為接受的觀點是測量在一個特定的地區被人們作為母語來使用的語言的數量。總之,人類只有一個物種,用于交際的語言卻有幾千上萬種,這種特性被稱為“語言多樣性”。根據Skutnabb-Kangas&Harmon(2018)的介紹,要測定語言多樣性,可以根據語言的數量,也可以根據語言的分布情況。其中比較通用的是“多樣性指數”,即隨機測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兩個人選擇不同語言的概率,概率值最高為1,意思是完全的多樣性,即沒有人擁有相同的母語,有100個人就有100種不同語言;概率值最低為0,意思的沒有多樣性,即所有人都有同樣的母語。以上為兩種極端的情況,一般語言多樣性指數位于0-1之間,比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有838種語言,多樣性指數為0.988,為全球最高。在民族志(Ethnologue)的網站可以查到所有國家的語言多樣性指數。保持語言多樣性是極具意義的事。語言和人類發展的關系非常緊密,首先語言對儲存知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沒有語言的傳遞,人類積累的知識就不能代代相傳,人類社會根本就不可能進步。其次,人類的交流和合作完全依賴語言,這也是把人類從其他類人猿中分化出來的基本條件。最后,人類的文化發展,語言行為和文化傳遞也是依賴于語言的。在資本經濟和全球化崛起之前,人類生存的基本模式都是依據本土語言和文化的設定而進行的。保持人類語言的多樣性不止是為了語言自身,更重要的是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然而人類的語言多樣性卻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危機,即Whaley(2003)所說的“語言和文化多樣性向語言文化單一性轉變”。LeraBoroditsy在2017年的TED演講里也說過,“大約每周就有一種語言消失,據估計現存語言的一半會在未來幾百年內消失。”由此可見,我們已經面臨嚴峻的語言多樣性危機。除了語言種類的消失外,語言的分布也極端不平衡。據Ethnologue第17版的統計,世界上約10%多的國家卻擁有大約85.4%的語言。世界上母語者數量最多的語言前十位,包括漢語,西班牙語,英語,印度語,阿拉伯語等,這些母語者數量占了世界的一大半。大約88%的語言擁有的母語者在一百萬以下,而約21.6%的語言的母語者數量不足一千人。可見語言消失的速度正與日俱增,語言多樣性特征實際上正在消失。

三、語言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關系

前文分析了語言多樣性危機的現狀,事實上,世界上生物遺傳性最豐富的地方,也是語言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這種共現關系僅僅是巧合,還是有著內在的聯系?我們嘗試從生態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二者的互動關系。

(一)兩者的共現關系

生態多樣性是一個內容寬泛的概念,一般用來指生命形式的多樣性。而語言是人類生活的形式,人類可以說就是生活在語言中,我們的語言行為,儀式,交際等都是通過語言完成的,所以語言的豐富與生命形式的豐富必然有關。所以,語言多樣性的研究部分屬于生態語言學的研究范疇,因為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是內嵌與本土語言的,而本土語言的多樣性和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之間也是相關的。根據Ethnologue第17版的統計,語言多樣性指數前十名的國家有八個在非洲,根據遺傳學家Tishkoff的觀點,非洲人的遺傳多樣性多于其他地區的人,這可能是和人類起源于非洲有關,我們古老祖先的一部分離開了非洲,人類在世界其他地方繁衍,因此世界其他地方的遺傳多樣性與非洲相比遜色不少,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非洲卻擁有大約2000多種語言,約占世界語言總數三分之一(參見Felter2015)。另外Gorenflo等(2012)也發現,隨著生物多樣性的遺失,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也遺失了。他們研究了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共現關系,發現生物多樣性高的地區,語言多樣性也比較高,科學家推測,本土文化和語言對生態系統的維持有積極地作用。持類似觀點的還有Nettle&Romaine(2000:166),他們認為對于土著們來說,上百代人都是生活在獨特的語境中,很多具體的關于本土生態的知識也是內嵌于本土語言中的,所以他們擁有相關的獨特生態知識,而這些語言和內嵌其中的知識正面臨消失。

(二)語言多樣性危機的原因

Nettle&Romaine(2000)創造了“生物-語言多樣性”的術語來描述語言消亡與生物多樣性減少之間的聯系,希望大家能重視人類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他們提到,從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再到全球化,這三種力量促使語言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同時也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事實上,語言多樣性的消失與現今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其中主要表現為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文化的傳播這幾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經濟的發展是現今幾乎所有國家的重心,而為了實現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各國的合作,全球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在這種形勢下,自然會形成一種普遍的觀點,即我們需要一種通用的,穩定的語言。因為歷史原因,尤其經過英國的大規模殖民和美國的迅速崛起,現今世界的共同語是英語。另外因為母語者人數眾多的原因,漢語,西班牙語等也是主流語言。主流文化對非主流文化的沖擊也是語言文化多樣性危機原因之一。以印尼為例,印尼的語言多樣性指數為0.815,也屬于比較高的國家。但是學者們對印尼語言問題的關注讓我們了解到,印尼也正在遭遇語言多樣性危機。首先,文化傳播導致一些本土詞的消失,比如smong這個單詞,意為“巨大的海浪,海嘯”,后來這個詞語消失了,被tsunami所替代。此外,根據Sudeva的研究,kelambi一詞意為紡織品,來自泰米爾語言,在20世紀60年代的巴厘島人中經常使用,因為那時泰米爾人常和當地人做紡織品生意,自70年代起,泰米爾樣式的紡織品漸漸被認為過時了,kelambi一詞的使用就減少了,人們開始使用baju一詞來指新型的布料。(參見Permandi2013)另外,Rasna&Binawati調查了225名巴厘島本地青年對傳統草藥的知識,發現約有90%的人對傳統的56種治療兒童疾病的藥物全然不知,這當然是受現代醫學的影響,但是這些指稱藥物的詞匯也就隨之消失了。(同上)從生態的角度看,不同語言背景和文化都蘊含了重要的生態資源,共同語的定義則是功能上的,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現某種交際功能,而并不能從形式上取代多樣化的語言資源。單一的語言和文化所代表的生命形態注定是貧乏的,人的生活和自然世界應該是多維度的。

(三)生物多樣性與語言多樣性的差異

生物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雖然存在一定的關聯,比如很多生態豐富的地區,語言形態也比較豐富。然而,反過來不一定絕對關聯,其中主要原因是生物的進化和語言的發展是不同的兩種進程。生物進化需要漫長的時間,人類語言的整個歷史跟地球生態系統的歷史相比只是滄海一粟。另外,物種的消亡通常是不可逆的,已經滅絕的動物在現有的技術下也不能重現。與此不同的是,語言的消亡通常被定義為最后一個使用該語言的人死亡,但語言資料是可以保存的,語音、語法特征都可以被記錄下來,消亡的語言也可以復活,比如希伯來語的復興。而沒有母語者的語言也可以因為特殊的用途存在,比如拉丁語,或者虛構的克林貢語、瓦雷西亞語等。根據Skutnabb-Kangas&Harmon(2018)的觀點,語言多樣性的消亡與否涉及人的意愿,語言是使用者有意識的選擇,而生物卻不能選擇成為某一物種。此外,人可以成為多語者,而物種只能是唯一的。最后,物種之間的界限涇渭分明,生物界區分是否為同一物種是有科學的界定和標準的,語言之間則沒有這樣的界限。他們還認為,就社會文化的觀點看,語言是比物種更加復雜的存在,影響的范圍也更廣泛。

四、結語

我們應該如何做?為什么語言會消失?原因當然是以它為母語的人的消失,在當今的世界主要表現為少數民族語言的消失和土著人口的減少,其中既有被動因素,也有主動因素。危機語言的母語團體一般都是語言文化上處于弱勢的群體。因為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關系,很多人的生存空間遭到侵蝕,比如建立工廠、開礦采伐等行為,既破壞了生態環境,也影響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他們被迫進入城市,并接受更加強勢的語言和文化的沖擊。而社會的主流話語中,土著團體的形象也常常被固化了,傳媒語篇往往把主流語種塑造成更強勢的文明和更好地生活方式,而土著團體和少數民族以及他們所擁有的危機語言則是無知和落后的象征,在這種語境中,非主流語言團體更愿意改變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和語言形式,也更愿意自己的后代接受強勢文化的熏陶。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盡可能的保存處于危機中的語言和文化?從生態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則可以問:如何有效地將生態危機的保護和語言危機的保護聯系起來,從而更好地實現二者的協同發展?與此同時,如何提高人們保護生態的意識,以及引起人們對語言危機的重視,也是需要急切關注的問題。人們之前所理解和建構的現實是基于人類中心主義哲學的,人類以往的發展和進步都是基于把生態當成資源、自然當成工具這一基本的思考和行為方式。然而,作為生態的一部分,人類的福祉并不止與經濟發展相關。

作者:戴婷婷 單位:重慶醫科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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